台灣平埔番社會的記述研究在中國方志上本來是重心所在，日據初期平埔族社會漢化程度尚淺，是早期日本人類學者如鳥居龍藏、伊能嘉矩等調查研究對象。可是到日據時代候期漸漸走上深入研究的階段，轉移重心到尚未漢化的生番社會，直到台灣光復後也很少有人問津平埔熟番社會。平埔番社的文化在清初到清中葉時代還是東番的純淨發展時期，這種番鄉文化是台灣地方史志應予復原記述的重點所在，就歷史及人類學觀點來看皆為不可忽視的。作者自民國58年起親自進入埔裡巴宰番社調查時，立即發現社會的固有語言文化正在漸漸被遺忘喪失中，但還有少數番耆能把早期的生活文化從記憶中報告出來，連巴宰的語言還可以復原到接近完全的程度，可惜這些耆宿已日就凋零寥寥無幾人。這種多元漢化已深的社會的調查研究工作，是一種繁複困難的工作，不光是現存社會的觀察，而是歷史復元的工作。平埔熟番社會從食衣住行到習俗宗教都在變，一般來說是漢化了，但這還是極少數人表面的現象，在許多文化細節上還有許多與一般漢人社會不同之處。最主要的是他們還清楚保持民族的自覺，至少還保存了若干巴宰族的傳統文化與思想。但是他們的文化漢化與社會組織的多元化隨著時代在加速加深，因此對於巴宰社會的調查研究乃是歷史復元工作與社會文化變遷工作的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