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類學界對本地原住族群的研究乃是延續日據時代的傳統而發展下去的，雖然後來在西洋人類學者的衝擊下開始了對漢人鄉村社區的關注(莊英章1978:49)，原住族群仍獲得不少學者的青睞，而使其研究一直在穩定成長中。環顧所有對原住族群的研究，平埔族算是一個相當特殊的例子，這一點潘英海先生曾作了一段相當鮮活的描述：「自台灣光復以來，學術界對平埔族研究的態度一直是模稜兩可的。一方面覺得平埔族和漢人移民在台灣開發過程中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不論在研究平埔族或台灣漢人社會上，均肯定其具有重要的意義和價值；另一方面又為平埔族『已經漢化消失』的神話所惑，除了整理抄譯文獻和零星的田野補遺之外，似乎亦無從著手。這種情形可謂是『學術的雞肋』－做研究的話不知其『味』何在，不做的話又有所缺憾。」(潘英海1988:94)而詹素娟的歸納分析正將此一現象明顯地呈現出來；雖然光復後平埔族研究所涉及之範圍包括地名沿革、聚落分佈、遷徒路線、生活方式…等，但「漢化」則是多數研究最後的結論，也是涵蓋大部分資料的主要觀念(詹素娟1988:10)。簡言之，平埔族漢化是事實，但也因此造成研究者的困頓與猶疑。筆者在去年參加北縣八里鄉十三行遺址的搶救計畫，在遺址待了半年以上的時間，而這個遺址被認為是北部平埔族Ketagalan的某一個社的遺留；此一說法雖仍有待驗證，但長期的田野工作不禁使筆者思索起整個台灣平埔族研究工作的方向與意義，進而促成此篇報告之寫作動機的成立：檢討過去解釋平埔族漢化過程的理論或假設，並提出未來可能的研究方向。